1930年春，红五军在宜春得知中共中央将于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红五军军委决定派滕代远、何长工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六大的决议精神，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接近我们面前，迅速的准备我们的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的斗争”。红军的任务是“积极建立与猛烈发展红军”，“夺取主要的城市”。会议决定在8月以前，红军要扩充到50万，“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1]

5月下旬，会议一结束，滕代远同何长工以及中央派往红五军工作的干部彭雪枫、黄克诚、周桓、谭政文、杨光池等十多人，离开上海坐船经武汉返回湖北南部阳新县刘仁八的红五军司令部。在这里，刘仁八召开了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了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央关于扩编红五军为红三军团和进攻武汉的决定。就在此时，又接到了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定。 这样，攻打大城市已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任务了。

但在扩编队伍与攻打武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彭德怀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红五军兵力不到8000，扩编为军团只是空架子，并不能提高战斗力， 因而不同意扩编。对于攻打武汉，彭德怀认为武汉敌军兵力强大，工事坚固，而且附近的阳新、岳州均驻有很多敌军，如直接攻打武汉，不仅城坚难克，而且前后受敌，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提出先消灭鄂东南的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地主武装，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政权，取得地方支援，做好准备，再进攻武汉。滕代远对第一个问题，认为红五军还是以遵照中央决定扩编为好，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对第二个问题，他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认为直接攻打武汉是一个军事冒险。最后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提出的方案，并决定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成立军团总指挥部和中共军团总前委，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总指挥兼前委书记为彭德怀，总政治委员为滕代远，孝谋长为邓萍，政治部主任先为吴溉之，因吴健康状况不好，改为彭国平。

刘仁八会议结束后，即布置消灭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等县的敌地方武装，再图夺取岳阳。由于岳阳的敌军兵力太大，就采用了调虎离山计，将敌军大部分兵力调开，集中力量占领了岳阳，并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和粮食。

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湘桂两省军阀也在混战。估计长沙的敌军不多，就决定撤离岳阳，回平江与湘鄂赣边特委取得联系，然后执行中央的指示，组织力量攻取长沙。7月，红三军团主力到达平江，与特委商定了夺取长沙的计划。滕代远向中央写了报告，除汇报攻占岳阳、重返平江的经过外，还就准备先攻长沙、再取武汉的意图向中央请示。同时，组织湘鄂赣边工农军事暴动委员会，动员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20万之众，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进占平江，准备攻打长沙的行动，迅即震动了湖南的敌人。何键调集四个旅的兵力分三个梯队进攻平江。红三军团埋伏在瓮江地区，经过激战，消灭了敌军的大部。红军乘胜追到榔梨市，不顾敌军飞机的轰炸，强渡榔梨河，向长沙城猛扑，于7月28日攻占了长沙城。

占领长沙后，红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滕代远的直接领导下，由袁国平出面，以政治部的名义，出版《红军日报》，宣传党的《十大政纲》和各项政策，召开各种群众性会议，以安定民心。令各商店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同时，成立以邓萍为司令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和肃反总司令部，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方豪绅的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还处决了 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几千名政治犯。为了加强部队的工作，滕代远从放出的政治犯中，挑选了马木兵、胡保全、唐近仁、唐延杰、向仲华、杜理卿（许建国）、蒋立良、常振坤、曾佑生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部队的各级领导岗位工作。有3000多赤卫军战士和工人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红三军团打进长沙，在长沙的一些外国人惶惶不安。滕代远认为必须做好他们的工作，不能把他们一律当帝国主义分子看待。他要懂法语和英语的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召集会议，向这些外国人宣讲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要他们不要惊慌，红军是保护外国人的合法利益和贸易自由的，但不准干涉中国的内政，不准做危害红军的事情。这个会开过后效果较好，大部分外国人安心了。

7月28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杨幼麟被选为正副主席，滕代远与彭德怀、何长工、王首道、袁国平、张启龙等被选为执行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土地、劳动等一系列法令。

在8月2日召开了庆祝长沙解放和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10余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之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驻在易家湾地区；何长工、邓乾元指挥的红八军对湘江西岸、洞庭湖、岳阳方面担任警戒；红十六军在榔梨市、金井方面活动，维护平江到长沙的交通线的安全。但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何键集结全部力量，在帝国主义兵舰的掩护下，于8月5日拂晓前，分多路向长沙反扑。红八军虽然消灭敌一个团的兵力，但众寡悬殊。彭德怀与滕代远等商量后，全军团于6日放弃长沙，向浏阳撤退。

1930年8—9月间，红一军团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从闽西出发，攻占南昌的牛行车站后，来到浏阳县，与红三军团会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两个军团的前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领导一、三两个军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红一、红三军团的领导人继续留任。

会议还讨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问题。毛泽东原来是不赞成进攻的，但在多数同志的坚持下，通过了再次攻打长沙的决定。但由于敌军在长沙周围构筑坚固工事，红军围攻月余仍未奏效，于是决定从长沙撤离。

9月13日，方面军总前委在株洲开会讨论一、三两个军团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但有些同志认为吉安不是大城市，打吉安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而应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朱德、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滕代远听了毛泽东说的目前敌强我弱不宜打大城市的意见，虽然感到与中央的指示精神不符，但接受了打长沙的教训，也表示同意先打吉安。于是会议作出了回师江西，先取吉安，再进攻南昌、九江的决定，并作了进攻吉安的具体部署。

9月28日午后，红一、红三军团相继到达袁州。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次日在袁州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如何进攻吉安的问题。会上有的人又提出不先打吉安而打大城市的问题。滕代远虽然在株洲会议上同意打吉安，但心里总是嘀咕，怕这样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所以对先打吉安的态度不很坚决。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耐心解释，反复说明利弊，又一次说服了主张打南昌、九江的同志。彭德怀没有表示异议，滕代远也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就在这时，中共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栗持中共中央8月29日的指示信来到袁州。中央的指示信要红一方面军以“主力军集中进攻长沙”，“长沙一占领……湘东主要敌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调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1] 因周以栗来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多数已返回驻地，来不及重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便与朱德、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郭化若等人作了一番讨论。有的人见到中央来了指示，仍认为应先打长沙、南昌、九江，而不应先打吉安。毛泽东于是同周以栗彻夜长谈，反复陈述不应先打大城市而应先打吉安的道理。周以栗最后终于被说服，再通过周以栗说服了所有同志。

吉安很快被红军占领。这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领导层中得到纠正。但因战争环境，交通阻隔，通信困难，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后，红一、红三军团还是决定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对整个时局的估量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对时局问题的意见，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在“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下。……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2] 滕代远对毛泽东说的这番道理十分心服。正如他后来在1972年2月3日写给江西安福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我到峡江会议才认识错误，由拥护、怀疑进而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1]

这时，蒋冯阎混战已经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云集江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便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继续进攻南昌、九江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在此严峻形势下，红军不能再攻南昌、九江，而应东渡赣江，在吉安、南昌之间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依靠群众的支持，“诱敌深入”，歼灭来犯的敌人。袁国平和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却坚持攻打南昌、九江。红三军团有些人也不同意东渡赣江。

滕代远自峡江会议后，思想有了提高，认为毛泽东的意见符合实际，明确地支持毛的主张。彭德怀和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同意毛的主张。于是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滕代远与彭德怀按照总前委命令，于11月上旬准备率红三军团东渡赣江。 但在渡江之前，部队中不少人又反对渡江。他们要求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留在赣江西面。滕代远和彭德怀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不仅对迎战当前大敌十分不利，也是违反罗坊会议决议，影响两个军团团结的组织原则问题，决不能同意。但他们两人考虑到三军团中的五军，大多数指战员是平江、浏阳人，八军的指战员又都是阳新、大冶人，地方观念浓厚，不愿东渡赣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做好思想工作来解决。 于是他们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又通过来三军团检查工作的周以栗做说服工作，终于弄通了大家的思想。从11月5日开始，三军团在峡江、新余之间顺利渡过赣江，并于12月中旬到达宁都的小布、黄陂地区，与红一军团会师。

注释

[1]　《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1930年6月12日，《红旗》第112期。
[1]　《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特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2]　毛泽东：《给湘东特委信》，1930年10月19日。
[1]　滕代远：《给安福县信》，1972年2月3日。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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