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主力上山后不久,滕代远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四、五两军的指挥,决定将红五军抵达井冈山的部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为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为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为此惊慌不安。蒋介石急忙调集18个团近3万人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摧毁这块红色根据地。面对这样严重形势,毛泽东于1929年1月4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了前委、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四军和五军军委,以及地方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滕代远和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上发言热烈,滕代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的方针,即主力红军一部分留在井冈山,坚持阵地;大部分转到外线,进攻赣西南敌军的大本营吉安,动摇赣敌的后方,诱使赣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并乘机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最后决定:由红五军编的三十团及熟悉井冈山地形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
柏露村会议以后,滕代远在大井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柏露村会议的精神。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红五军是来与井冈山红四军联络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应返回湘鄂赣边界,如长期留在井冈山,将会影响湘鄂赣边界的发展,而且五军初来,人地生疏,守山不利,不如留四军守山为好。另一种意见是接受前委指示,坚守井冈山,使红四军主力安全脱离敌军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五军不承担这项任务,红四军离开后,湘赣边界政权有可能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应勇于把重担挑起来。持前一种意见的是多数。彭德怀和滕代远则持后一种意见,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他还指出,这次“围剿”的敌人兵力装备虽占绝对优势,但敌方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有矛盾,他们自保实力,互不协调,况且敌人远道而来,情况不熟,补给困难,而红五军在这里经过短期训练,战斗力比前有了提高,又有各县赤 卫队和群众的支持,军民齐心协力,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可能的。[1] 就这样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了联席会议的决定。
滕代远在上井冈山后,利用工作间隙,于1月上旬向湖南省委写了一个自平江起义至率部上井冈山以来的经过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认真总结了这段过程中有关红军作战、红军工作、党的工作,以及革命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教训,为红五军的建设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2]
红四军下山前夕,为了加强守山部队的力量,更好地开展边界地方工作,前委决定将张子清、陈毅安、陈伯钧和何长工留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工作。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井冈山挺进赣南。彭德怀、滕代远立即与湘赣边界特委开会制订守山措施,部署参战兵力。滕代远主要是到各个大队去,和指战员一起吃、住,解决思想问题,振奋杀敌精神。井冈山地形险峻,红五军与赤卫队据守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和双马石等几处要地,修筑工事,决心誓死保卫井冈山。
1月15日,敌人分五路封锁了井冈山,27日发起了总攻。敌人用大炮轰击黄洋界、八面山等地的工事,并以山炮、机枪为掩护,几次爬上山来,均被红军击退。在酣战的日日夜夜里,滕代远与彭德怀一起。奔走于几个哨口和大小五井之间,不断察看敌情,检查部署,和大家共同作战。
井冈山战斗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见正面攻不下,就在山下迫使当地一个富农带路于1月29日晚,用一个营的兵力,爬上黄洋界侧后高地,向红军哨口偷袭。红五军因寡不敌众,黄洋界哨口失守。同时,八面山工事也被敌人炮火轰塌,红军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多数壮烈牺牲。其他哨口的守军腹背受敌,情况万分危急。为此,根据原定的紧急措施,决定突围下山。原红五军各部,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向南突围下山;红四军三十二团改番号为“黄洋界大队”,由王佐和何长工率领转入深山,与敌相持,使井冈山根据地仍保留有红军的力量。
1929年2月初,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冒着大雪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荆竹山方向突围。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堵截,到达赣南于都的桥头地区。这时,国民党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部除悬赏光洋3000元至5000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外,还悬赏光洋各2000元缉拿彭德怀、 滕代远。
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得知于都城内空虚,决定远道奔袭,一天一夜行军140多里,攻占了于都县城,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筹得了2万多元的军饷。攻克于都后,滕代远因急于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国民党军阀的动态,便去县城邮政局搜集报纸文电,不慎驳壳枪走火伤及胸部,伤势较重。彭德怀与军委甚他同志商量后,将他和邓萍等20余各重伤员,安置在于都城南群众基础较好的小密地区一个农村秘密党员家中养伤。在养伤期间,滕代远忍着伤痛,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道,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一个多月后,彭德怀来到小密地区看望滕代远,这时滕代远的伤势基本好了,就与其他已经恢复健康的同志一起到了部队。
一个多月后,红五军在会昌、瑞金又与红四军第二次会合,然后又到于都县城,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五军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的政权。
1929年4月,红五军第二次上了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在井冈山立即会见仍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何长工、李灿、王佐等人,并与湘赣边界特委取得了联系。在井冈山,他们慰问伤病员,恢复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改善群众生活,整编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扩军运动。5月,滕代远参加了湘赣边界特委会议,决定红五军以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
正当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井冈山军民奋力重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江西敌军来攻。红五军甩掉敌军,向湘东南、粤北游击,打了一些胜仗。7月初,红五军第三次上了井冈山。
7月上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界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五军应向外发展,夺取安福。 滕代远、彭德怀不同意这个意见。但不同意的是少数,最后一还是决定攻打安福。在这次战斗中,遇上敌人主力,伤亡300余人,军参谋长刘志治、纵队长贺国中阵亡,另一纵队长李灿负伤。这是红五军成立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教训很大。
1929年秋,红五军回到湘鄂赣边区。当时,全军只有3000人。但经过一年锻炼,部队的素质大为提高。彭、滕决定利用蒋、桂矛盾扩大的有利形势,壮大红军力量,把湘鄂赣、鄂南和湘赣三个地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 联成一片,以便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红五军编成五个纵队,黄公略调任五军副军长(不久,黄被任命为红六军军长,之后又调任红三军军长)。在这期间,红五军打下了平江、安福等县,消灭了不少白军和地主武装靖卫团,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中旬,湘鄂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攻打吉安为名,通知袁文才、王佐及各县武装开进永新县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在会上与袁、王公开发生争吵。特委负责人朱昌偕专程到红五军向彭德怀、滕代远反映,错误地指称袁、王要叛变,要求派部队声援。彭、滕开始表示怀疑,后来同意了中央特派员和特委的要求,派四纵队前往永新。四纵队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被袁、王发觉,王佐从城内冲出,过浮桥时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人杀死。
注释
[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16页。
[2] 《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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