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向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苏区根据地内来打”的方针，在龙冈、东韶首先消灭了“围剿”的主力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活捉了张辉瓒，其他敌军纷纷撤退。 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在反“围剿”中，滕代远着重抓红三军团的政治动员工作。因军团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在罗坊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东渡赣江”，“诱敌深入”的意见有抵触情绪，因而先打通袁国平的思想，然后再督促军团政治部做好全军团指战员的工作。这样，部队中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普遍有了认识，原来存在的抵触情绪得到了消除，士气大大提高。这就对反“围剿”作战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红军准备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时，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危及红军团结的“富田事变”。事变发生后，发动事变的当事人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错误口号。他们还以“江西省行委”的名义，分别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伪造一份毛泽东写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说是要使人招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系红军中AB 团主犯”，企图诱使朱、彭、黄、滕起来反对毛泽东。滕代远和彭德怀看到了这封信，认为“这是一个大阴谋”，当即发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1] 的宣言。并请毛泽东到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说明情况，表明态度，使大家了解了真相，从而维护了总前委的领导，保证了反“围剿”的胜利。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全会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派滕代远为特派员，巡视湘赣、湘鄂赣边区一带，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也要滕代远将从长沙退出时留在平江、浏阳养伤治病的伤病员领回，并招募一批新兵，扩充红军。

滕代远先到湘鄂赣边区巡视，并看望了留在边区活动的红十六军，然后再到湘赣边区巡视。1930年5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分兵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敌人另以一部分兵力编成“清剿军”，分区“清剿”其他根据地红军。这时，滕代远刚刚带领平江、浏阳的新兵1000多名返回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永新，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指示，担任新成立的河西临时指挥部的政委和临时总前委的书记，领导河西地区的反“围剿”战斗。从1931年的4月到6月，他同李明瑞、张云逸、曾炳春等一起，率领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的各团，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在中央苏区，从5月中旬起到5月底止，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打了五个胜仗，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于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 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滕代远决定除独立师仍留湘赣边区坚持斗争外，红七军和红二十军都渡过赣江，进入兴国、会昌地区，与红一方面主力会师，参加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因敌情紧急，立即回红三军团继续担任军团的总政委。在兴国城附近高兴圩与国民党十九路军战斗中，滕代远肩部负伤，在附近老百姓家养伤近一个月，基本痊愈后回到工作岗位。

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敌军深入苏区，到处烧杀抢掠，中央苏区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和巩固。红军经过艰苦作战，损失很大，也需整顿补充。为此，红一方面军总部便命令各部在赣南十几个县，重建苏区和创造新苏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前往会昌、安远、信丰以及于都以南地区进行整训，先后打下了被地主武装盘踞的会昌、寻邬、安远等县城和上百个土围子，肃清了苏区内的白色据点，原有的苏区都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并创造了新苏区，使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

同时，红三军团也进行了整训。滕代远十分重视部队的干部工作。他除督促和指导各军、师加紧培训干部外，还亲自训练干部，给他们讲课。红三师有个团政委作风很不好，他了解情况属实后，就严厉批评这个团政委，以后又因这个团政委犯错误撤了他的职。有个干部作战勇敢，但擅自杀戮俘虏，他便严肃批评，并讲俘虏政策，下令不许随便杀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成立红五军团，这支部队大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言语不通，不便做群众工作。滕代远就从红三军团中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能做群众工作，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团员，输送给红五军团。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滕代远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1932年初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急攻赣州”的命令。中革军委要红三军团作为主作战军攻打赣州。赣州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而且守城敌军兵力甚众。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三军团几次攻城，部队遭到很大伤亡，赣州城仍未攻下。两人于是打电报给中革军委，指出“攻城希望很小”。中革军委不考虑这个意见，反而将军委总部移至赣州前线，直接指挥围城。彭德怀、滕代远不得不指挥三军团再次攻城，伤亡更大，仍未攻入城内，不得已从赣州撤围。

苏区中央局在1932年3月下旬开会总结了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并决定红一方面军分为东路军和西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西渡赣江，向上犹、崇义、遂川出击。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时，滕代远很关心开辟新苏区的工作。 他抽调干部组成新区工作团，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组织了一些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了不少游击队，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新区群众中的影响。

1932年末，蒋介石集中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包围中央根据地，计划在金溪西、南两面夹击红军。红三军团取得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配合，先在金溪一带打了一个胜仗，挫败了敌人的夹击计划。

1933年初，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已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对前方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方针。红一方面军没有按照这种错误方针打仗，因而还是打了胜仗。在黄陂、草台（鞋）岗两仗中，共歼敌三个师，俘敌近2万人，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在此期间，滕代远督促军团政治部响应《红色中华》报在军内开展交献公债、支援战争的号召。从3月到4月，全军团共交献公债与自动捐助的款项共5800多元，得到了《红色中华》报的表扬。

注释

[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63—167页。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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