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6月13日发电至前方，提出将中央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牵制和防备敌人；一部分先入闽作战，再回师北上，两部分合攻抚州和南昌。在前线的红军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滕代远在内，都不同意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分散兵力的错误方针，但“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坚持错误。7月1日，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三军团为主，包括红十九师，组成以彭德怀兼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作战计划，中革军委确定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6月中到7月初，以宁化、清流为进攻总方向；第二阶段从7月初到月底，继续向北，以将乐为进攻总方向，转向西北，恢复赣东北根据地；第三阶段，于8月间，东方军继续北上，返回江西，与红一、红五军团会合围攻抚州，在中央苏区北线同蒋军决战，并从抚 州地区向南昌进攻，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东方军入闽作战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滕代远认为，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打过仗，在全国人民中声誉较好，其上层人物也有反蒋的迹象，似不应对他们作战；但他们多次参与“围剿”红军，进入福建后，又侵占了苏区不少地方，现又要继续进犯赣境，看来确实需要同它较量一番。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作战，虽然受到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要求迅速攻下城市的干扰，但彭德怀、滕代远仍能运用前几次反“围剿”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由于打了胜仗，周恩来曾赞扬东方军“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执行战斗任务”。[1]1933年8月8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联名打电报给彭德怀、滕代远，祝贺东方军“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给正在布置第五次‘围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威胁”。[2] 同时，滕代远也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极有功勋”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东方军入闽作战后，不仅打败了敌第十九路军，完成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在滕代远的领导下，政治工作做得也很出色。《红星报》曾以《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东方军的政治工作，指出：“争取新区赤化和扩大红军方面，东方军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3]”，并号召把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

第十九路军连遭失败，蒋介石一味追究责任，却无援兵调来。这使十九路军面临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所不容，而“剿共”又将为红军消灭的严峻局面。这就促使十九路军领导人最终作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抉择。他们在上海找中央没有结果后，便在福建前线与东方军领导谋取联系。彭德怀、滕代远在取得苏区中央局与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意后，与十九路军派出的代表在延平附近的王台镇见了面，并由袁国平出面与其谈判。王台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东方军与十九路军很快进入休战状杰。

蒋介石在1933年9月下旬，以三个师向江西与福建相邻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等同他一起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 “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御敌于国门之外”。

蒋军侵占黎川后，博古、李德等命令东方军袭取黎川，以便保住“国门”。 彭德怀、滕代远接到电令，分析了敌情，认为直接袭取黎川，是强攻强敌，对我不利，决定先袭击邵武，诱敌深入，然后将其消灭。但东方军在行军途中，连接项英两电，严厉指责彭、滕先围攻邵武，是忽视上级命令，将延误军机，“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和更改”[1]。

彭德怀、滕代远接到命令十分为难，最后决定避开黎川正面之敌，先消灭黎川西北面硝石的敌人。硝石处于敌人堡垒群中心，敌军凭坚固守阵地。 东方军陷入敌纵深阵地，完全失去机动余地，部队伤亡很大，仍未将硝石攻下。彭、滕于是电告朱德、周恩来，建议变攻坚战为围点打援，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朱德、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将原电转报中革军委，要求“立刻复电，以便命令”，但中革军委一直没有批复。这时敌人利用堡垒为掩护，大举集中，形势更为危急。彭德怀和滕代远认为“主力摆在堡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有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2]，这样打下去对我军极为不利。他们反复研究，在10月下旬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建议。他们建议红军应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穿行作战，首先消灭浙赣边区的敌人，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的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返，离开中央苏区。他们在建议中提出要加强群众工作，动员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以“打破军队打仗，群众旁观，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脱离群众……的怪现象”[3]。但是博古等却不理睬他们的建议，仍命令东方军坚持在黎川一带敌人集结、筑有堡垒群的地区作战。对加强群众工作的建议，也不置一词。结果，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东方军在敌人堡垒周围，东奔西突，完全陷于被动局面。

彭德怀和滕代远不得已再次向中革军委建议，将部队调离敌人堡垒地区，但李德等依然迷恋于收复黎川，打算先消灭黎川外围的敌人。东方军在这种形势下，只能强攻黎川西北的浒湾。因敌人火力太猛，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 撤出战斗。

在这期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蒋举事，爆发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慌忙从江西和宁沪杭地区抽调兵力进攻十九路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认为这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写了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明确地建议：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外，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1] 但博古等不仅没有采纳，反而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

当东方军入闽作战时，临时中央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正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来又把这场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了东方军内部的混乱。滕代远和彭德怀因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多次同中革军委某些领导人发生争执，提出不合他们“胃口”的意见，滕代远被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调离红三军团，彭德怀也被免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滕代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他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这个部主要担负红军后备队伍一切动员、训练、给养、供给与政治工作的任务。

当时，苏区的军事动员和地方武装工作，虽然由总动员武装部主管，但许多工作是由罗迈（李维汉）担任的中央组织局和张爱萍担任总队长的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共同负责的。

滕代远到任后，从转变作风、整顿工作抓起，先解决总动员武装部机关和县区武装部的问题。他把一些消极怠工、企图开小差的人员撤换下来，补充了一批富有朝气、工作踏实的干部；同时，督促干部深入下去，加强调查研究。这样，武装部门的工作很快有了转变。滕代远和罗迈、张爱萍商议，共同发起了一个整理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突击运动，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效果。

从1934年1月开始到4月，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已日益激烈。在博古、李德等提出的“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或者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下，中央红军与敌人硬打硬拼，损失严重，前方急需补充兵员。滕代远要求各县区动员赤卫队加入红军，把已编好的赤卫队调到前方去参战。在4月中旬， 又发起了一个“红五月扩红”的突击运动。一个月内“扩红”3万多人。从5月1日至6月20日止，50天就完成了三个月“扩红”5万的计划。到6月30日，竟达到6．2万多名，超额完成了任务。后来，罗迈在他的著作《回忆与研究》中也满意地提到，“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是正确路线在那里起作用”。

注释

[1]　周恩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紧急任务》，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第五部分，1933年8月5日。
[2]　《中央政府电贺东方军的伟大胜利》，《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
[3]　《红星报》，1933年。
[1]　项英：《对东方军、中央军作战部署的指示》，1933年10月2日。
[2]　彭德怀、滕代远：《关于在敌人改变战术的形势下我应取之战略方针的报告》，1933年10月24日。
[3]　彭德怀、滕代远：《关于在敌人改变战术的形势下我应取之战略方针的报告》，1933年10月24日。
[1]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184页。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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