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调滕代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总校副校长（校长林彪早已离开抗大），原副校长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滕代远在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时，曾多次去抗大作报告，还曾陪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去抗大。他深深懂得毛泽东是把抗大当作发展抗日力量的中心环节来抓的。现在要让他直接主持抗大的工作，这对习惯于戎马战斗生活的指挥员来说，毕竟是新的战线，更需要作新的探索。

抗大第六期于1940年4月15日在武乡县蟠龙镇开学。这是总校到敌后 开办的第一期。滕代远到校时，刚开学一个半月。抗大要在日伪和顽固势力的包围中生存、发展，一面学习，一面战斗。

由于日军的“扫荡”，滕代远和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总校领导人，不得不频频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在第六期八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总校先从山西武乡转移到山西黎城县的西井，后又移到霞庄一带，之后再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浆水、南峪一带。在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中，抗大也派出一部分干部参战。当时，抗大派出的干部和校部警卫连组成的阻击部队，参加了几次战斗，掩护抗大总校和当地群众的安全转移，取得了胜利。有了敌情，学校随时变动地方，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再学，充分反映了抗大在敌后战斗环境中进行教育的特色。

抗大六期的学员与第四、五期学员有很大不同。学员大都是八路军及山西决死队送来的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根据学员的特点，滕代远特别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抓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通过学习毛泽东有关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论述，让学员联系自己的实战体会，总结经验教训，从而加深对理论观点的理解。同时，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增加了文化教育方面的比重。滕代远在1942年7月，根据几期教育实践，撰写了《抗大文化教育试验教育的几点经验》一文，供抗大诸分校以及其他类似的分校和其他类似的训练班参考。

滕代远在抗大总校工作期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时期。有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尽吃高粱、黑豆。就是这些粗粮，还要用武装掩护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去背运。为了保证教学，滕代远号召和组织全校人员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他号召各伙食单位蔬菜自给，烧柴自给。师生们用驻地的房前屋后以及附近山上荒地，种植瓜菜，喂猪养羊，自己舂粮磨豆，自己砍柴挑煤。就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还规定要尽量使那些从事教学的教员，每周能吃到一顿馒头。这在当时是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有一个时期，连鞋袜也供应不上。除寒冬腊月外，滕代远与何长工带头赤脚，并号召大家赤脚，以保证行军、反“扫荡”时有鞋袜穿。以后，滕代远又发动有关部门自己动手，陆续建起了豆腐坊、粉坊、畜牧场，并开办了制作被服、鞋袜的工厂，开办合作社，采购经营日用品和学习用品，帮助大家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1940年7月，抗大从武乡转到黎城县的西井后不久，滕代远患了阿米巴痢疾。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什么药，病情越来越重。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陆定一副主任得知滕代远得了重病，急忙骑马从前总驻地翻山越岭来看望。他们看后十分焦急，连忙派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卫生部长孙仪之、一二九师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德国医生米勒等来西井参加治疗，并千方百计从西安买来德国制的西药“痢特灵”。但“痢特灵”并没有制服病菌，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何长工教育长等已布置校部准备后事，并向党中央和前总发了告急电文。中共中央和前总要求总校每天上报滕代远的病情。毛泽东也发来慰问电。最后医务人员决定用千分之一的硝酸银直接灌肠。这种办法不常用，要担一定风险，一连灌肠五天，滕代远的病开始好转。在医生们的精心治疗下，两个多月后，他逐步恢复了健康。

1941年，抗大总校驻地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以滕代远为首的总校领导，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用主要精力加强了学校的正规化建设。滕代远对学校的教学研究、教材编印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在抗大成立五周年的前夕，他组织各方面干部全面总结抗大创办五年来的成绩与经验，写出了《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一本小册子。通过总结，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改进了教授法和学习法，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教学质量，全校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第七期开始，滕代远主持审定编印了大量教材，再以命令颁布。在当时游击环境中，教员很少，教材匮乏，编制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材，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教学质量，而且有效地推动了部队教学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在正规化建中，滕代远还特别强调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生活的日常养成，十分重视制式训练、军事技术和军事体育训练，认真组织近乎实战情况的军事演习，严格坚持早操及内务制度。他时常深入连队检查训练效果，检查内务、着装，甚至连是否按规定位置佩带枪支和水杯也列入他的检查范围。

在每期研究干部培训计划时，滕代远都非常强调从部队实际需要出发，确定培训目标。在办第七期时，他了解到部队需要大量文书、秘书方面的人才，以及懂日语的人才，于是就专门设班培训，以应需要。他考虑到建立正规化军队需要掌握现代化武器，需要掌握军事技术，就多次和干部们一起研究，打算开设坦克、炮兵、工兵等特种训练。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只在第五队办了个工兵队，组织学员学习爆破、筑城、修路、建桥等专业知识。 这个队的学员运用他们学到的专业技术，在1941年11月参加保卫兵工厂的 黄崖洞保卫战中，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

为了检验教学效果，滕代远组织干部和教学人员按照教学阶段定期总结检查，还亲自到教学连队，听一些主要教员讲课，参加教学讲评。当时的政治主任教员徐懋庸称滕代远是“精雕细刻型”的领导干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滕代远比较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十分周密细致，决心下得慢，但下了决心就很坚定，处理问题很慎重，讲话很朴素。总留有余地。我后来在某些情况下（主要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周密细致地考虑问题，是从他那里学来的。”[1]

1942年5月，抗大第八期开学不久，日军驻华北的头目冈村宁次，纠集五六万兵力，分多路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是敌人“扫荡”合击的主要目标。冈村宁次声称：“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边区的一半”，叫喊“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生；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的干部”。5月21日，日军出动四路兵力合击总校驻地浆水镇。斗争形势紧张，几乎白昼黑夜均可看到四周敌人大搞“三光”政策焚烧民房的火光。

滕代远等对敌人这一手早就有所准备。针对敌军队形密集而校部非战斗人员多、物资多、行动不便的情况，决定缩小目标，把校部机关分为三个部分，由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各带一部分。供给、卫生部门等就地分散隐蔽，约定最后在王莽寨山谷会合。由于滕代远和何长工、张际春等机智勇敢，突围的时间掌握得好，全校绝大部分队伍都先后突围，安全转移。转移出来后，边战斗、边教学，与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又胜利地回到了浆水镇。党中央得悉抗大粉碎了敌人“剿灭抗大总校”的企图，取得反“扫荡”巨大胜利的捷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来电祝贺。

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转移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军委在8月25日发出通令，任命滕代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抗大总校副校长由教育长何长工代理。滕代远即离开了抗大，去辽县麻田镇附近的上南会村，到八路军前方总部赴任。

注释

[1]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第九章《在抗大》。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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