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抓机关的精兵简政。他认为只有遵照中央的精神，实行精兵简政，才能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连队，使机关短小精悍，行动灵便，也才能发展生产，紧缩开支，积蓄力量，为以后的反攻做好准备。他还认为总部机关应带头精简，领导机关“庙要”小，菩萨要少”。 滕代远兼任处长的情报处，就从四个科减为两个科。为了检验精兵简政的成果，他把总部机关直属部队集中在总部所在地的大操场上，实行现场“点验”，逐一检查机关各部门和警卫团各连的人数、装备、武器、弹药、马匹、器材和反“扫荡”战前准备工作，并进行了讲评。

与此同时，滕代远着力加强机关建设和军内干部的提高和培养。他要求司令部各科工作要严密、准确、快速。滕代远经手的司令部的军事文件，都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迅速办理，作出表率。他强调机关工作人员要掌握中央政策，了解敌我情况，要善于调查研究，分析综合材料，掌管的情况要熟记在脑子里，就像自己衣服每个口袋装了什么一样，一清二楚，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对军内各级干部的提高和培养，滕代远特别强调从战争环境出发，实行短期轮训制度。他亲自审定干部轮训队训练纲目，亲自给轮训队讲课。 他有一句教育名言：“多实际，少空话，多作少讲。”他以此勉励自己，也以此要求学员。在滕代远推动下，前方总部机关工作井然有序，干部培训工作广泛开展。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彭德怀、滕代远和罗瑞卿要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要求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运用“敌进我进”的原则与敌较量。对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滕代远认为不管它花样怎么翻新，都不可能改变它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因此，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时，必然此盈彼虚，此起彼落，我们应抓住空隙向敌占区发展，应破袭敌人交通，切断敌人补给线，攻击敌人据点，多方面开展敌占区工作。1943年4月起，滕代远协助彭德怀指挥太行山军民粉碎了敌人对太行山区的多次疯狂“扫荡”。8月18日至26日，我军趁敌空虚发动了林南战役。滕代远参与了林南战役的指挥，取得了重大胜利。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起普遍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滕代远要求 他们“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使其成为执行政治攻势与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滕代远十分重视情报工作。1942年12月8日，身兼前总情报处长的滕代远主持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如何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一大批干部先后派往敌占区开辟工作。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改名换姓，在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逐步建立起了交通站和情报网点。他们长期潜伏，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有的对日伪军布防、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获得了日伪的重要战略情报；有的掌握了敌伪军武装部队，从敌人内部把整师、整团、整营的队伍拉了出来；有的专做伪军上层人物工作；有的对当地工商界、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做统一战线工作；不少人为从敌占区购买、转运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作出了贡献。前总情报部门还根据滕代远的指示，派人到豫北、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滕代远还特别重视在敌占区、游击区开辟秘密交通线、交通网的工作。几年间，从冀鲁豫地区经太行至晋绥根据地到达革命圣地延安，长达几千公里的路线上，我地下交通情报人员建立了数条可靠的人员、物资往来的地下交通线。

经过敌后抗日军民的顽强斗争，到1943年底不仅扭转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开辟了敌占区的工作，促使和加速敌人所谓的“总力战”的失败。 滕代远在《坚持了六年抗战的八路军》一文中，提出了军队的努力方向。文章说：第一，全军应更好地贯彻党的政策，更密切地依靠群众和应更好地团结友军；第二，应很好地整理对敌斗争的经验，创造新的更有力的斗争方法，以战胜极其阴险狡猾的凶恶的日本法西斯；第三，应更好地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保持高度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把在望的最后胜利争取到手。[1]

抗日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华北地区连年遭受旱灾、水灾、虫灾的侵袭。 尤其太行山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短缺，衣服不足，解放区经济生活面临重重困难。1943年10月，在完成反“扫荡”战备工作之后，前总直属队抽调近百人，编成两个生产大队，在滕代远率领下上山开荒自救。1944年大生产运动蓬勃发展，滕代远号召部队在农业生产中开展“麻雀战”，尽可能利用小块土地，见缝插针。滕代远在屋前空地上种了冬瓜，因为管理得当， 最大的一个冬瓜重30多公斤，以后在一次群众大会展出。“滕参谋长的大冬瓜”，一时传为佳话。为了收获更多粮食和过冬蔬菜，滕代远从机关抽人组成垦荒队赴武乡县、襄垣县偏僻山区开荒种地。当年开荒500亩，获得大丰收。 解放区大生产深入开展后，如何组织劳动产品的分配，滕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实施生产节约的方案——《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人称“滕杨方案”。

“滕杨方案”贯彻毛泽东在陕北提倡的努力为集体生产，允许私人积蓄，生产有分红，劳动有报酬的精神，规定单位和个人只要是劳动所得，就有权享受（个人得二成，缴公八成），劳动生产越多，所得到的利益也越多。这个方案还遵循“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批评那种长期实行的“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影响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错误观点。 在当时敌后抗战的条件下，这个方案正确处理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对于推动华北解放区生产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评论，赞誉“滕杨方案”是“把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生产经验具体化的典范，是对全区生产、节约运动突破一点的领导”。[1]

为改善部队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战略反攻，滕代远亲自审定军工生产计划，研究自制武器发展方向。太行区从1944年10月起的半年里，制造出小迫击炮200多门和大量手榴弹、子弹、炸药。

抗日战争大反攻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滕代远是党的七大代表。因为在前总和一二九师工作的彭德怀、罗瑞卿、刘伯承等先后回延安，中央决定滕代远留在太行坚持敌后各军区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滕代远根据中央部署，组织太行、太岳部队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先后收复陵川、沁源、阳城、左权、晋城、和顺等县城，发起豫北、中条山西部、安阳等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 党的七大选举滕代远为中央委员。根据中央安排，6月13日，滕代远乘飞机离开太行飞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届一中全会。

注释

[1]　滕代远：《坚持了六年抗战的八路军》。
[1]　《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4月5日。

转自：谋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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