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建设、管理和运输，并任命滕代远为军委铁道部部长。[1]

经过一周的准备，从1月28日至2月7日，滕代远在石家庄主持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负责人和铁道纵队司令员。滕代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电令，阐明了统一全国铁路工作的必要性。他强调当前首先必须统一铁路的组织与领导，以适应战争和生产的需要；统一材料的调配与使用，以加快铁路修建速度；统一铁路管理和主要规章制度和铁路修建的规格标准，以实现铁路安全、迅速、成本低的原则。他提出把当时铁路职工中流传的豪言壮语——“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作为铁路职工的行动口号，号召各解放区铁路职工抢修抢运，支援解放战争。 会议围绕支援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这个中心任务，着重部署了全国范围的铁路抢修任务。

为了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人，组成中央军委铁道部临时委员会，并以滕代远为书记。[2] 中央军委还任命吕正操、武竞天为铁道部副部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为基础，又从东北铁路抽调一批熟悉铁路业务的行政干部和专业人员组成铁道部机关，并相应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在组建工作中，由滕代远提议，经中央批准，铁道部政治部正式成立。之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铁道工作委员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相继成立。新中国铁路党政工团最高领导机关的组成，保证了铁路接管工作在全国有领导地展开。

铁路抢修工作，按照滕代远主持召开的铁路工作会议的部署迅速展开，仅两个多月，山海关内铁路抢修了400多公里，有力地保证了200多万解放大军南下作战。为适应解放军渡江后对铁路运输的需要，滕代远于4月召开工 程会议，作出加快抢修的部署。5月16日，中央军委电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铁道兵团，滕代远兼任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在铁路内部，滕代远决定，兵团支队长兼所在铁路局副局长，支队政委兼任路局副政委，以统一抢修步调，加快工程进展。

广大铁路职工和铁道兵团指战员，在铁道部统一部署组织下，艰苦奋战，迅速修通了津浦南段、沪宁、沪杭、宁芜各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东南地区的斗争；修通了平汉路郑州汉口段，粤汉路北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中南、华南地区的斗争；修通了陇海路西段，有力地支援了解放西南、西北地区的斗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滕代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抢修的重点是接通全国各主要干线，以全面恢复大陆的铁路运输。滕代远亲自组织铁道兵团、郑州铁路局和衡阳铁路局，抢修京汉路北段和粤汉路。10月20日，京汉铁路修通。12月28日，粤汉铁路修通。在此前后，陇海、浙赣、南同蒲、湘桂等铁路也相继通车。

至1949年底，大陆上已解放的地区的原有主要铁路基本修复，并连接成一个整体，剩下少量暂未修复的铁路，也相继于以后两年内全部修复。敌人估计要用10年、20年时间才能修复起来的铁路，实际上不到一年就基本修复通车了。

在组织抢修铁路的同时，滕代远努力抓紧恢复铁路的运输生产，并进一步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如何改革旧铁路，在当时情况下，重要途径是学习苏联。铁道部聘请苏联专家做顾问，铁道部党委专门作了《关于在人民铁道建设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定》。1949年8月，滕代远曾亲自率领军委铁道部机关一批领导干部到学习苏联铁路经验有成效的东北铁路考察学习。滕代远对中国铁路实际存在的问题，参照苏联铁路经验，在铁道部其他领导同志的配合协助下，连续召开了运输、调度、工程、机务、运价、统计、财务等一系列会议，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实施铁路统一管理。这些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铁路的管理分散，各自为政的情况，从而为办好人民铁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滕代远经常强调，恢复铁路运输生产，办好人民铁路，必须依靠全路各部门和广大职工，发扬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他十分赞赏东北铁路广泛推行的责任制。他认为责任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管理的原则，是人民铁路管理的基本制度，必须把责任制的精神贯彻到每项工作、每个人的工作中去。他根据铁路运输的特点，采用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的方法，电召哈尔滨机务段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入关，通过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帮带，首先在天津铁路局，之后在关内各局的机车组中普遍推行责任制。机车包乘包修责任制的实行，又推动了整个机务部门实行责任制。以后又把机务部门实行责任制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部各部门。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全路机务、车辆、工务、电务、工业等各部门的责任制比较普遍地建立了起来。

在逐步实行铁路内部工作责任制的同时，滕代远积极倡导组织开办“货物责任运输”。在他的安排下，经过充分准备，1951年4月1日起，先在全国铁路321个主要车站举办责任运输，之后在全国铁路所有营业站全面实行了这一办法。

滕代远十分重视群众性的生产劳动竞赛在恢复和发展铁路运输生产中的巨大作用。1949年东北铁路“铁牛运动”一兴起，他就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这一运动的发展，并给以充分的肯定。他结合关内铁路情况，在南北方各铁路局开展了“模范机车队”运动。他热情支持中国长春铁路局开展的机车日行500公里运动和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倡议开展的爱国主义超轴竞赛，并及时指导解决生产竞赛中出现的忽视安全的问题。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优秀的先进劳动者把发挥机车牵引能力的超轴牵引方法，充分利用车辆装载能力的满载方法和加速机车车辆周转速度的五百公里快速运行方法结合起来，出现了以“满载超轴五百公里”为内容的新的群众生产运动形式。“满”、“超”、“五”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原有生产运输的质量，达到了使用较少机车车辆完成更多运输任务的目的。滕代远敏锐地抓住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这个新创举，主持铁道部党组多次讨论并决定在全路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组织有关单位制定了《超轴列车的编组及运行办法》，并亲自在电话会议上对《办法》作了说明。这就大大促进了直达列车编组，减少了区段列车和车站调车作业，从而加速了车辆的周转。

在经营管理上，按照苏联铁路的经验，实行经济核算制，是滕代远和铁道部党组在改革旧铁路过程中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1950年11月，他在全国铁路第二次财务会议上就指出，铁路财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搞经济核 算。1951年1月，铁道部召开的铁路管理局长会议，确定以推行经济核算制为全路的中心任务，并具体作出了部署。同年6月，滕代远从东北视察回来，在部务会议上作了《经济核算制是经营管理人民铁路的基本方法》的长篇报告，系统论述了实施经济核算制的原则和方法。这个报告成为铁路系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将西北、西南建设为战略基地的设想，以滕代远为首的铁道部党组提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首先新建成渝路、天兰路、湘桂路的来宾至镇南关段，改造玉天路，以逐步改变旧中国铁路数量少，而且偏在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的不合理格局。在铁路沿线军民和铁路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成渝路于1952年7月1日通车，天兰路也于当年国庆节铺轨通车。 成渝路和天兰路的建成，揭开了人民铁路大规模建设的序幕。

在接管铁路之初，滕代远不遗余力地倡导树立人民铁道新风。他认为，路风建设也是铁路的基本建设，有了好的路风，人民铁道才有扎实的基础。而要真正树立起新风，必须从每个铁路职工做起。滕代远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掌权不谋私。1950年秋，滕代远在家乡务农的大儿子久翔，千里迢迢来北京探望父亲。滕代远见到阔别20多年的儿子，十分高兴，假日亲自陪同游览北京。但对儿子提出的在北京找个铁路工作的要求，滕代远严词拒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自己的权力牟取私利的权利，即使我当部长也不能例外。”[1] 最后说服儿子返乡继续务农。

滕代远的夫人林一，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36年经组织派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解放后，调军委铁道部任处长。铁道部干部部门根据林一的工作能力和资历，多次提出林一任局级职务的建议，但均被滕代远否定。他说：“我在这里当铁道部长，对自己的亲属，就该更加严格要求，这对工作有好处。”直到以后，林一才被任命为局级职务。[2]

滕代远十分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优良作风。对干部的工作错误，经常进行严肃批评，但一旦发觉事实有误，他会毫不掩饰的承认批评错了。

对自己领导工作的过失更是严格要求，绝不护短。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列车正面相撞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 那时全国解放不久，铁路有些单位还难以实现有效的管理，但滕代远并不强调客观原因，他除立即组织力量处理事故，采取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外，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自请处分。这在全国和全路引起了很大震动，铁路职工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滕代远的个人生活也很俭朴。他进城以后几十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的一座老式院落里，从未要求更换新居。他多年乘坐一辆旧别克牌小卧车，后来铁道部办公厅为部领导筹购吉斯牌小卧车，滕代远知道后，严加斥责，批评不该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花钱，责令停办。

注释

[1]　军委铁道部《铁道公报》，1949年，第一卷，第一期。
[2]　《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454页。
[1]　滕久翔：《我的回忆》，1986年10月6日。
[2]　陆桂芬、郑培芳：访问军委办公厅原朱德的秘书曹全夫和他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夫人毛远志记录。

转自：谋略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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